第四章 艳福(1)

当我开始新工作的同时，妻子爱梅在相亲俱乐部也干得非常起劲。

　　相亲俱乐部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歌舞伎町非常受欢迎的一种店铺。我也是在爱梅在内打工之后才完全明白了它的种种规则。男客人进去后，要先在前台付最初三十分钟时间的一千五百日元的门票费用，并可以得到一杯饮料。女客人不仅门票免费，最不可思议的是，她们在店里所有的消费都是免费，比如她们可以随意点些饮料和比萨饼、意大利


通心面之类的食物。即使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我想也不会有吃饭不要钱的地方。所以这一点一度令我很是惊奇，我怀疑老板的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在店内，男客人的座位和女客人的座位是分开的，并呈面对面形式的排列，每张桌子上都有号码牌，乍看上去真有点像举行谈判的会议室。这就更让我不解了，男人们到这里来到底做什么呢？难道仅仅只是在这里与女人们对饮谈天而已？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他们去斯那库酒店岂不是更好？至少那里可以和女人们坐在一起，不用摆出这副假惺惺的君子做派。

　　原来，在男客人的桌子上，都放着一个便笺簿和一枝笔。当他看中哪位女性时，就会将桌上的号码写在纸条上，并写上一些诸如“想请你一起喝一杯，可不可以给个面子”之类的话，经由店员转交到对方的手里。如果这位女性也中意对方，同意他的请求的话，他们就可以移到早已准备好的另外一边的双人包厢，但这时男方必须向店里交纳包厢费—— 一万日元。进了包厢后，男人尽可以去努力讨得对方的欢心。如果两情相悦，这之后两个人再去什么地方，店里就管不着了。但是，女方有自我的选择自由。如果话不投机，她就可以随时退回女性座位，等待新的机会。

　　这就是所谓相亲俱乐部的真实内幕，并不是像字面上写的只是提供男女相识的场所。我弄清楚之后，着实不大情愿自己的妻子去做这样的工作。不过，爱梅给我的解释让我又多少有些放心。

　　她告诉我，要想赚钱，店里往往会在规矩上做些手脚。最常见的是他们会雇一些女性充当“诱饵”。这些“诱饵”在接到男客人递过来的条子时，当然从不会拒绝，因为根本就不存在对方是不是自己的意中人的问题。随后她移到包厢去时，男客人付的那一万日元，店里和充当“诱饵”的这个女性对半平分。

　　店里偶尔当然也会来个把无聊女客人，但基本上，所谓的“女客人”都是店里雇的“诱饵”。尽管爱梅是个连日语都讲不了多少句的外国人，但由于相貌不错，她却是接到纸条最多的“红人儿”之一。只要她拒绝跟男客人出场，她就可以不断往返于女性座席和包厢之间，一次往返，就能到手五千日元。最多的时候，她一个晚上被十个男人指名坐到包厢去，一晚上就挣了五万日元。平均下来，每天至少也能挣到两三万日元，远远在我之上。当时我的月收入，包括“引路”得到的小费在内，不过只有二十至三十万日元。

　　不过，从在相亲俱乐部打工开始，爱梅去学校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到了1988年10月中旬，她没有和我商量，自作主张彻底放弃了学业，天天都忙着在俱乐部里陪客人聊天。1989年初的时候，我正忙于开拓“拉客”的市场，对她的工作算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我们都在辛苦打工，为了我们的未来打拼，我不相信她还能相信谁呢？可是，她对我的态度却越来越冷淡。有时候，我努力试着让她开心，不断重温我们在国内时的快乐回忆，毕竟，和爱梅在一起是我的第二次婚姻，我确实希望这是最后一次，但是，人在异国，有些事情是不可能由我们自己百分之百地掌控得了。

　　爱梅的冷漠渐渐演变成了我们之间的争吵。

　　“昨天你是不是没回店里？”

　　“回去啦！和客人一起吃完饭就回去了！你先回家了，当然不知道！”

　　“撒谎！我已经问过店里的人了！你不是店里的‘诱饵’吗？为什么要和客人去吃饭？”

　　“那客人有钱。陪他吃次饭就给我一两万，你不是也知道吗？不是说好了两个人一起拼命挣钱，换个大点的房子住吗？吃个饭你都要管。”

　　“胡扯！你最近的态度怎么想怎么不对。和客人出去的次数太多了点吧！我看你是被钱冲昏了头了。” 我发火了。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的醋味。我想，我是深深地爱着她的，所以即使只是看到她跟别的男人单独在一起吃顿饭，我也难以容忍。我每天在街上目送她和客人走出俱乐部，心里都要妒忌得发狂。说是去吃饭，没准是去情人旅馆吧！我的疑心越来越重，以至于我得空的时候就跟踪她。那次我一直跟着她和她的男客人走进一家台湾小吃店，站在橱窗外看着他们落座。妻子一侧头就看见了我，神色间闪过一丝不快，然后把头扭过去不再转过来。我心里酸溜溜地转身离开了。

第四章 艳福(2)

“你给我收敛着点！有本事多挣点钱回来。还导游呢！别笑掉我大牙！”她冷冷地看着我，漂亮的脸上充满了恶毒的嘲讽。

　　我沉默了。

　　是的，挣钱没有妻子多，一直是我感到抬不起头来的事。爱梅其实说得没错。当时的我


正为自己发现了一个新的发财之道——“引路人”而对未来满怀着希望，但实际上在她眼里，我只不过是个丢脸的没用的丈夫而已。

　　吵架的次数随着日本气温的上升而悄然增多，有时候我们只是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双方的火气却与之成反比，说出来的攻击对方的话也愈发尖刻、冷酷、不留情面。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他为家庭付出的劳动被贬得一钱不值，工作能力受到质疑和否定，这种打击是最严重的，因为它关乎个人的基本尊严。我想，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她了。虽然她也在挣钱，但来日本最初的半年里，是谁起早贪黑，玩命地挣出两个人的学费和生活费的？况且我从没有偷偷留下过一点私房钱，也没有乱花浪费，我一直在说：“我挣的钱就是咱们家的钱！”我对于她，一切都是透明公开的。

　　前几次吵架之后，我还试着讲一番道理，争取能够说服她，感化她。但爱梅反而更加放肆起来。

　　“你说你到底到日本干什么来了？上学不行，钱也挣不到，还反过来找我这个拼命打工的老婆的麻烦。每天只能站在大街上发发纸，给那些有点钱的游客献献媚，一点点可怜的小费你就满足了？你不觉得害臊吗？”

　　爱和恨之间，其实只隔着一张薄薄的纸。我的忍受能力和心理防线，在不知不觉中濒临崩溃了。我在那一刻，第一次觉得妻子的脸不再美丽，反倒有些凶恶。这是我曾幻想相伴终身的人么？这是我当初许下海誓山盟的对象么？这是我全心全意想要维护的家么？

　　为了让自己乱糟糟的心情平静些，我便经常去钱汤（日本的公共澡堂）“避风”。

　　“啊！……真舒服！”

　　我像那些日本中年男人一样叫唤着将身子深深沉入水里。

　　浸入接近50摄氏度的热水当中，我把与爱梅争吵的痛苦和烦恼忘到了脑后。什么也不去想，让自己全身心都接近空白的状态，只是享受这一刻。

　　从水里上来后，我用一条浴巾缠在腰间，再要一罐加牛奶的冰咖啡，慢慢地品饮，那是我那段时间里少有的悠闲时分。

　　这时候正是日本的夏天，东京虽然没有我的故乡湖南那么酷热，但也有两个月的酷暑。平常我在大街上给人引路，一站就是七八个小时，不仅身上出汗，双腿也很疲倦。在家里没有洗浴设备的情况下，只好来钱汤了。

　　说起来，日本的钱汤分为冷水、温水、热水三种，有的还附有药浴池和桑拿室，而且钱汤都是极为整洁的，客人要先用淋浴把身体清洗之后才可以进水池，所以不会像国内的公共浴室，水池子里到处飘着肥皂沫和人体的皮屑。

　　不过，我第一次进钱汤时，还是吓了一大跳。进到写有“男汤”的门里面，我看到柜台上坐着一位老太太。在这里要付几百日元的门票，然后更衣再进澡堂。可是我感到非常害臊，因为柜台上的老太太可以将更衣室一览无余。难道我就在这里脱光衣服？是的，因为我前面的一位已经开始脱了。老太太或许还好说，有时坐在上面的竟是老太太的女儿，那姑娘看上去最多也只是名大学生。于是，我通常尽量躲在角落里，蹲在那儿脱去衣服，不忘用毛巾紧紧挡住私处，然后飞快地跑进澡堂。其实人家都不怕看，我又怕什么呢？早就听说过日本有男女混浴的习俗，幸好这钱汤是男女分开的，否则我恐怕都没胆量进来了。从这件小事里，可以看出日本人的一些文化特点，比如性的禁忌就不像中国那么严格。在有的地铁车站，男女厕所竟然是在一起的，女厕所在里面的几个单间，首先要经过一排男人的小便池。我也曾感到惊讶不已，尤其是我在小便的时候，听到女人从自己身后走过的脚步声，我的脸立即就红了。

　　在钱汤里，我还遇到过一件让我吃惊的事。那是整个后背上都雕满了异常鲜艳的文身的黑社会成员。在我看来，那幅以皮肤原色为基础的文身画得非常漂亮，像一件精致的艺术作品。当然，初到日本的我在钱汤见到他们时，着实吃惊不小。我总是尽量离他们远远的，只是用眼角余光偷偷地看，以免那位老大心情不爽，给我自己找上麻烦。

　　不过，不管怎样，我还是喜欢上了钱汤，当然更盼望着去日本那些著名的温泉一游。在爱梅刚来不久的时候，我曾带她去过钱汤，回来后我还说等生活安定了要一起去温泉，在那边住上几天。她笑着说好，样子看上去很幸福。可惜，时间一转眼，我们恐怕再也没有那样的机会了……

第四章 艳福(3)

但是，问题还不止这个。

　　直到现在，在歌舞伎町里打工的中国人中间，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都没有合法签证。他们大多是签证过期又不愿意回国而留下来的，也有一部分是以坐船或假护照的方式偷渡来的。还有更多的先拿留学签证，来日后不读书，再设法拿结婚签证的。他们的目的当然只有一个，那就是挣钱。更确切地说，在没有被日本警察抓住之前，有一天就赚一天的钱。在


那些中国夜总会和按摩店里，有很多这样的女孩子，她们每天都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入国管理局和警察的追捕，在胆战心惊中“工作”着。一旦被抓住，她们的命运只有一个，那就是被遣送回国。当时，我和爱梅也同样遇到了类似的难题。是否继续上日语学校，对我这个老学生来说原本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学生签证却会因缺课过多而无法延长。那时，我们两人之间也经常会为这个问题争吵。

　　“爱梅！不去学校就会拿不到签证的！”

　　“那又怎么样？如果被抓住的话就老老实实回国呗！”

　　“你说什么呢！那样的话，当初何必还要来日本？”

　　“我本来就没有想来！还不是你整天吵着要来才跟着你来了！再说你不也是不好好上学，整天在歌舞伎町里混来混去，还做什么‘导游’呢！钱也挣不来几个，要不是我的这点收入，我看我们恐怕连房费都交不起！”

　　爱梅的脾气越来越大，说话更加不顾全我的面子。我虽然对她那种耀武扬威的样子很反感，但签证的问题还是得想办法解决才行。我可不愿意一事无成地逃回去。而且，除了金钱之外，我在日本还有很多想做的事。

　　回想起来，那时我来日本的最大理由其实是学习服装设计。在长沙的时候，我就当过一段时间的缝纫工人。在深圳工作的时候，作为一家服装公司的员工，我对剪裁服装也非常感兴趣。另外，我还在工作之余参与组织过当时在中国还很少见的服装模特表演。我希望有朝一日，我自己设计的服装能穿在那些模特的身上展示于T型台。而日本的时装大师森英慧、高田贤三、山本耀司、君岛一郎等人在中国时装界也非常知名，所以我一直向往着，在与法国、意大利齐名的世界时装先进国度日本，得到一个正规学习的机会。于是，我拿出了在深圳工作六年的全部积蓄，来到了日本。眼下这个志向还没有任何进展，我怎么可以轻易回国呢？

　　不过，我在日本的运气应该是不错的，好像冥冥当中会有一只手，每当我遇到困境，它在节骨眼上总能帮我柳暗花明般地解脱出来。我已经很多次遇到这种情况，用语言是难以说清的。用传统的话讲，在关键时候，我总能遇到贵人相助，简直就是一种神秘的“缘分”。

　　这一次同样如此。

　　一天，我和“相亲俱乐部”的老板一起去吃饭。我和他已经很熟悉，自然地就把心里话全向对方掏了出来。当我说到想学服装设计时，老板告诉我，如果真要上的话，“东京流行时装学院”很有名气，而且学校的地点就在新宿附近。听到这个消息，我坐不住了。第二天，我就直奔当时位于西新宿高层建筑第四十四层的这所学校。

　　我又一次碰上了扑面而来的好运气。80年代后期，正是“东京流行时装学院”刚刚开始扩招留学生的时期，学校里已经有为数不少的来自中国台湾和香港、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的亚洲留学生，但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却一个也没有，世界各地的留学生中男性学设计专业的仅我一人。因此，学校对我表示了极大的欢迎。

　　事实上，我的突然上门求学在恪守程序的日本人看来，应该是有些唐突的。但尽管我毫无准备就贸然前来，学校方面还是迅速研究了接收我的可能性。很快，只履行了极其简单的面试后，我就被顺利录取了。作为“第一名中国大陆留学生”，我受到了学校热情的款待。

　　签证的问题解决了。日语学校的签证最多只有两年，这所专门学校（中专）居然和大学一样，共需要四年时间。也就是说，只要认真上学，我在四年之内的签证都有保证了。不但能学到我朝思暮想的服装设计，而且还能拿到长达四年的留学签证，简直是两全其美。况且学校和我的打工地点又同在新宿，省去了太多的时间和麻烦。

　　但是，爱梅的签证怎么办呢？日语学校虽然还保留着她的学籍，可她却早已不再去学校上学了。没有出勤率，签证自然无法指望，而且继续拿到留学签证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没想到这个问题居然也很快得到了解决。我到东京入国管理局去咨询时，才第一次知道：四年制的专门学校相当于大学专科，该校留学生的配偶可以拿到陪读的家属签证。这样的话，我们两个人的签证就都不用担心了。

第四章 艳福(4)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学费。“东京流行时装学院”的学费一年要一百二十万日元。这对于那时的我，可是个天文数字。一般的私立大学学费也不过七八十万日元，国立大学更是几乎免费，只有医学、艺术等学科的学费最高，而“东京流行时装学院”虽然是个中专，但由于专业的特点和在业界的声望，再加上该校的毕业生几乎有百分之百的就业率，因此学费完全是大学中的高昂水准。




　　我那时想，看来只有拼死打工这一条路啦。

　　说老实话，我绝不是那种清高之人，我是个凡夫俗子，是个市井之徒，是个想有更多的财富、想吃遍美食、想拥有名牌的有贪欲的普通人。中国很多留学生忍受着“饥寒交迫”的穷困生活，不受任何花花世界的诱惑和干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最终获得了学业和事业上的成功。多少年来，街头巷尾像这样的美谈数不胜数，但在我看来，至少在日本，这些大多都只能称之为编造出来的“美丽的谎言”，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也许这个世界上真有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尚之人，我甚至相信一定会有，但我在日本的这些年来，看到了太多的反证。

　　我需要钱，至少钱能帮助我实现梦想，只不过，在追求的程度和方法上，我保持了一定的克制。范勇和陈海波有时给我打电话，他们还劝说过我加入他们的行列。我记得范勇和我说：“小李，你来吧。我现在每天赚几十万，都没时间去花啊。”每天几十万，是个很有诱惑力的数字，但我还是没有动心。而且，就在我活动区域的歌舞伎町的街上，我看到有些老虎机赌博店开始在店门上贴出了告示：“中国人禁止入内。”此外，我遇见过一个中国人在赌博店作弊被发现后逃出店门，但很快被几名店员追上，随后挨了一顿痛打，等到警察来将他带走时，他满嘴是血，好几颗牙齿被打落了。我不会冒这样的风险，也不愿提心吊胆地偷钱。我这种人，充其量只是耍点无伤大雅的小聪明。活到今天，归根结底，我也许不过是一个愚钝、平庸而笨拙的家伙。但也正因如此，我得以更长久的生存，甚至还得到了一些突如其来的惊喜，比如我生命里的第一个日本女人——苇子。

　　说起来我都不敢相信，我初次认识苇子，会是在1989年初那个冬天的晚上。跟爱梅之间的冷漠和拉锯让我筋疲力尽，我蜷缩着身子，站在寒冷刺骨的北风当中，看到一个漂亮的日本女人走进了爱梅工作的那家相亲俱乐部，不过她不是店里雇的“诱饵”，而是作为客人。大约过了三十分钟，当她一脸无奈的神情从店里走出来时，我不由自主地停下了正在发放纸巾的手。

　　她梳着80年代末最流行的披肩发，丰腴的脸颊白嫩得如同日本的传统偶人，乌黑的眼睛里流露着一种发自身体深处的温情，涂着鲜艳唇膏的嘴唇轮廓分明，非常性感。最诱人的是她的身材，凹凸有致，透过厚厚的大衣都能明显看出一对儿高耸丰满的乳房，而她那双腿，又显得修长秀美，这是个美女。我的眼睛像磁铁一样盯住她，难以挪开——爱美，本来就是人的天性。

　　当我们无意中眼光相对时，她竟然微笑着走上前来。

　　“这么冷的天可真够呛的！其实我早就注意到你了。每次都看见你站在这儿。”

　　“是吗？”

　　在国内时常自诩为情场得意的我，来到日本后，除了妻子之外，我还没有过几次与别的女性面对面交谈的机会。此刻的我，居然像一个仍处在童贞阶段的男孩一般，语无伦次起来。

　　在一分钟前，我们还是陌生人。但现在她却笑着说：“第一次见到你时，还以为你是名男招待。后来才知道原来你是发纸巾的。我每次看你工作得都很辛苦，就凭你的形象，去做个男招待一定能挣不少钱啊。”想不到她那么早就注意到我了。我有点羞涩地笑了。

　　那时，我也知道日本有一种专为女性服务的“男性俱乐部”，我们内地人称其中的男性为男妓，后来又叫鸭子或牛郎，我还听台湾人说什么“男公关”。如今的歌舞伎町已经有几十家这种俱乐部，但当时还只有几家，里面要数名为“爱”的那家俱乐部时间最久，也最有名。它最有趣的是把店里的很多男招待的照片都堂而皇之地挂在店外，我经过时也偶尔瞥一眼，觉得有的还真是不如我英俊呢。我从那家人妖俱乐部辞职出来后，还曾到那家店去面试过。可是，面试的结果因为我是个日语不流利的外国人而被拒绝。

　　我和她简略地说了那次面试的经历，她听了就笑：“你是中国人？外国人他们是不会要的。干脆跟我交个朋友吧！我叫苇子。走，一起去吃饭怎么样？”

　　她这样热情主动地邀请我，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想到了店里在陪人聊天的爱梅。

第四章 艳福(5)

于是我只好搪塞说：“想去也没法去啊！我得工作，不然老板会生气的。”

　　“你这工作是按小时算吧？多少钱？”

　　“一小时一千。”我想了想。




　　“那我一小时付你五千怎么样？”

　　最后，我扔下手里的活，接受她的邀请，去中国饭馆撮了一顿。我想就是吃顿饭嘛，“她”不是一样陪人吃饭赚钱吗？我也可以这样赚钱的！吃完饭，我和苇子回到相亲俱乐部门前，她似乎和我聊得很开心，向我摆摆手：“努力吧。我先走了，还会再来找你。”

　　我站在风中的街头，看着她的身影消失于远处，不禁有点意乱神迷，我仰望着被霓虹照亮的天空，问自己：“这就叫飞来艳福？”

　　“我怎样？”苇子带着满足的表情问道。

　　我当时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了。

　　苇子是一个让人快乐的女人，一个真正的女人。这是我们的第二次见面她留给我的深刻印象。

　　这次也是在深夜，她跑过来说：“走吧。去吃点东西。”我们去了旁边的一家“天下一品”的拉面馆，一碗热气腾腾的拉面吃下去，刚才还伫立在寒冬街头的我立刻有了精神。不是有句老话叫“饱暖思淫欲”么？长久以来跟爱梅的争吵，我们之间已经很久不做那事了。当我瞥见苇子在大衣领口后隐约的乳沟，我就感觉到我的体内那种莽撞的冲动。我想当时我是脸红了。

　　苇子或许看穿了我的心思：“你走开一两个小时没关系吧？”

　　我不明白她的意思，便摇摇头，“没事。”

　　“那我带你去休息一下。”她笑了。

　　休息一下？我的身体更加紧张了。我回头望望那灯火辉煌的相亲俱乐部。那里，爱梅也许正跟哪个男客人亲昵，在一起聊天呢！苇子细白的手搭到了我的肩膀上。我的心抑制不住地跳荡着。

　　“你来吗？”她黑白分明的眼睛盯着我。

　　我咽了口唾沫。

　　我们出了店门，往歌舞伎町著名的建筑风林会馆方向走去，在那后面有很多家情人旅馆，包括我曾经打工的那家。进了一家旅馆的大门，我的脑中嗡地一阵乱响。现在回想起来，身为男人，有时候真的是只用下半身来思考问题的。

　　苇子交了两个小时“休息”的钱，拿了钥匙和我乘电梯上楼。在狭小的电梯空间里，我的身体已经有一部分迫不及待地要跳起来了。

　　进了房间，我打量着周围的陈设，和我原来打工的那家情人旅馆没太大的分别，但不同的是我现在不是清扫员，而是个客人。苇子脱掉大衣，说：“先去洗澡吧。”随后开始很自然地脱衣服。我在一旁还有些羞涩，三下五除二脱光了之后立即冲进了浴室。不一会儿，全身赤裸的苇子拉开门大大方方地进来，看到我箭在弦上的样子，哈哈笑了起来：“真可爱！”

　　洗完澡后的一个多小时，让我终身难忘。那晚我们做了两次。苇子向我展示了她娴熟的床上技巧。第一次，她主动为我口交。

　　我还曾自我吹嘘为情场高手，但此刻却知道，在性爱经验上，我不过是个小学生罢了。因为当苇子主动爱抚我的时候，我实在是有点慌张。

　　此前，对于做爱方式，我的知识很少。在深圳的时候，虽然从一些香港传来的色情读物上看到了什么其他体位之类的内容，但在和妻子的实践中，我还是扭捏，甚至是愧疚。时过境迁，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同了。在歌舞伎町的中国按摩店里，我的那些年轻女同胞已经可以很自然地提出为客人“各种服务”，只不过要带上套子；在新浪中文网站上，更是能看到详细介绍各种交合姿势的文章。

　　我必须承认，跟爱梅在一起的时候，根本不会有这么强烈的激情。苇子看来是在尽力地讨好我，她时不时发出娇媚的声音，问着：“好吗？有感觉吗？”我像一个童贞的无知少年，潜入了一阵无边的暖流，四面八方都有种要将我挤压揉捻的力量，而一种从未尝到过的可怕的快感袭击了我，并迅速扩展，以闪电般地速度征服了我的整个中枢神经。我的眼睛里只有她狂野的身体，脑海中完全失去了肉体交合之美以外的所有感觉。真是妙不可言！

　　在她的引导下，我们将战火燃遍整个房间。最后，我实在无力抗拒这样的款待……

　　“对了，中国话这个怎么说？”我们仰躺着，她突然变得像个提问的学生。

　　“做、爱。”我一字一顿地说。

　　“奏、爱？”她的模仿差一点。

　　“做、爱。”

　　“做、爱。”

　　看着她那个认真的样子，我忽然有些感动，在她的身上，我仿佛找到了已经逝去的爱梅的影子。但令我感动的还不只是这些。很快我发现，在我去浴室洗澡时，她将我脱下来的衣裤整整齐齐地叠好了，盥洗台前放的牙刷上已经挤好了牙膏。做爱后，她竟然还会温柔地为筋疲力尽的我按摩了十分钟。

第四章 艳福(6)

现在我才知道，像她这样的女人在日本人当中也是不多见的，但当时我错把这认为是所有日本女人所共有的特点。过去常听说“找老婆要找日本女人”的话，以至于在那一刻，我也是真动了娶个日本女人当老婆的心了。

　　从那一夜的鱼水之欢开始，我和苇子之间一发不可收拾，频繁见面。我似乎是追随着曾经深爱的爱梅的影子去的，似乎又不完全是。反正，我们在床上的时候，苇子让我忘记了所


有的烦恼。而且，我们的见面也不是在通常的那种情人旅馆了，而是西武新宿车站上面的“太子酒店”之类的高级宾馆。每次都是由苇子定房间，所有的花销也都由她出。在她的名牌钱包里，总是塞满厚厚一沓万元面值的钞票。除了饭钱、房钱以外，每次分手的时候，她还一定不忘了给我一两万块钱。

　　“拿着吧。一点零花钱！”苇子总是这样说。

　　从比自己年龄小的女人手里拿钱的滋味可并不好受，但当时我的确缺钱，所以只好微笑着接过来。我们在聊天时，她曾问过我有什么爱好，我说在中国的时候喜欢摄影。于是，第二天就有一台佳能EOS摆在我的面前。这台照相机，至今我还留着做纪念。

　　一个二十五岁上下的年轻女人，哪来的那么多钱？我和她在一起的那段日子里，苇子始终也没有透露她是做什么的，我猜想一定是做某一类色情业的。首先，因为我跟她见面基本上都是在深夜。而且，在歌舞伎町闲逛的年轻女人能那样花钱如流水的，几乎都是些从事色情行业的女子。在那个举国被钱烧得亢奋的泡沫经济时期，她们的收入之高超乎想象。何况，她那让我当即成为裙下俘虏的高超“性技巧”，可不是平常良家女子可能有的特长。

　　在电视节目上，我有时能看到那些新宿的“金牌男招待”接受采访，他们在过生日的一天之内，可能收到价值千万日元以上的礼物，送礼者有的是一些富可敌国的老太婆，有的是一些同样在色情业混迹的年轻女人。我对于苇子来说，也许只不过是个比“男招待”更廉价的游戏对象而已。

　　而我，却动了真情。

第五章 就此分飞(1)

我的“引路人”事业刚刚进入轨道，就有人出来挡道了。

　　一个五十岁开外的马来西亚华人开始时不时地找我的麻烦。

　　他以“风林会馆”一带为地盘，专门给一些脱衣舞场拉客。在我到来之前，他是歌舞伎町里唯一的华裔皮条客。因为我们都是华人，最初关系倒还处得不错，见面时还寒暄几句客


套话。但自从我与脱衣舞场“T”有了回扣协定后，他的态度迅速发生了变化，有事没事地总在说我的坏话。我后来才辗转听说，我挨那伙日本人皮条客的打，也是这个能操几国语言、自称曾是东京外国语大学留学生的马来西亚人在背后挑唆的。就是那段时间开始，我不时地会碰到一些骚扰事件。比如在街上走得好好的，突然有某个小痞子拍我的肩膀，刚一回头脸上就迎面挨上一拳；或者和人擦身走过时，突然股间被狠狠抓上一把，诸如此类的事时有发生。现在想想，恐怕都是那家伙使的伎俩。然而，在我和真武开始频繁见面后，这一类令人恼怒的不快也随之烟消云散了。直到现在，这个马来西亚人还在歌舞伎町里混，可是，他也再不能构成对我的威胁。而我因为有了这个案内人的身份，自己每天都忙得头晕目眩，所以也就懒得再理会那样的小人了。

　　从晚上七点开始到深夜一点多，我都站在大街上拼命拉客。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是去各个店“开拓”我的事业。当时，在歌舞伎町开陪酒酒店的来自中国大陆的人还几乎找不到一个，而来自中国台湾的人开的倒有一百多家，多年后，我看报纸上披露，有一万多名台湾女人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的新宿歌舞伎町付出了她们的青春岁月，这是符合经济规律的。而当时这些酒店都是我要活动的区域。在来日本之前，我从没接触过台湾人，难免有些好奇。认识的多了，我发现，如果对方愿意和我讲普通话的，大多是对大陆人有好感，比较亲切；要是碰上除了台语就说日语的，对我的态度就不那么友善，甚至还有敌意。不过，大家在日本都是为了赚钱，基本的合作还是可以维持。

　　为了与更多的店建立协作契约，我用尽了全部的招数。有时我要请一些店的老板吃饭，有时要作为客人去消费一下，在开拓新市场的同时，还要逐个到那些已有契约的店里收钱。在工作当中，我偶尔会与苇子幽会，吃饭或者做爱，另外，我心里也还挂念着“相亲俱乐部”里爱梅的情况。还有，“保护伞”的情绪也要照顾到，我时不时要去“上高地”咖啡店或“白木屋”居酒屋耐着性子听真武吹牛。一晃一夜就过去了。赶早班电车或骑自行车回到高田马场那间破破烂烂的房间后，我倒头便睡。偶尔爱梅春心动了，我也要好好侍旨行事。然后便是昏天黑地地大睡。但是，不管睡得如何像死猪一般，我在中午一过就得睁开眼睛。简单吃点面包，喝杯牛奶，而后在下午三点赶到开门的“钱汤”去洗澡。洗完澡后，头发还是湿漉漉的，我就得赶回家，在镜子前精心将头发梳理成型。不管多忙，这一项内容都是不能怠慢的。

　　头发梳理整齐后，我换上西装，再重新奔往歌舞伎町。这就是我在那时每天的生活模式。那时，我已经知道爱梅怀了孕，虽然跟爱梅的关系已经很淡漠了，但是，带着就要当爸爸的激动和喜悦，我决心要更加加倍努力赚钱。

　　努力总会有回报，我在歌舞伎町的“地位”突飞猛进地提高。渐渐的，我在这一带得到了周围人的认可。我活动的范围也在逐渐扩大，1989年夏天起，除了第一番街之外，旁边的一条街也成了我的地盘。而且为了能拉到更多的客人，我的活动范围又扩大到区役所大街上。一直到1990年初，与我签订成交回扣契约的店铺已经超过了二十多家，相应的，我每个月的收入也大幅上涨。

　　仅仅站在大街上招呼招呼客人就能赚那么多的钱？当然没那么简单。很多同胞效仿我的样子，也开始干起引路人行当，但至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超过我的水平。对这一点，我很自信。

　　我的长处在哪里？首先在于表达能力。关于日本的色情业不同服务种类的内容，初来乍到的人肯定会面对一堆古怪的名词不明所以。我在开始拉客的时候也仅仅知道大概，就像当初对“相亲俱乐部”的认识，所以我不得不下力气先把概念搞明白。为此，我只得自己先掏腰包到各种各样的店里“消费”，以便掌握各个店的服务和特点。这也全赖我先前的一点资金基础。同时，日本有很多色情店铺不接待外国客人，对于这样的店铺我也要心里有数。如果是一般的陪酒酒店的话，倒用不着一定要亲自去体验，因为价位和内容大致差不多，只是有的陪酒小姐会跟客人去旅馆开房间，而有的不会。

　　但日本人开的性感澡堂、粉色沙龙什么的那些地方，如果没有亲身经历的话，就很难向别人介绍。

第五章 就此分飞(2)

自己进去花钱体验的另一个好处，是有益于与店里的人搞好关系。跟他们聊聊天、偶尔一起吃顿饭什么的，这些都是“套瓷”的诀窍。日本人，或者说我们东方人都重视这种人际关系的交往。我在这些方面所花费的时间和金钱，又为日后与新的店面签约打下成功的基础。

　　而且，作为“案内人”的引路，真的是一种功夫。比如说带客人去性感澡堂，有些拉客


的，根本就说不清楚某家店里具体有哪些服务、价格和时间的规定，以及应该注意哪些问题等等。仅仅从价格来说，这种店有的只要一万多日元，有的却在十万日元左右。这些店的价格，有的分成入浴费和服务费两部分，前者少而后者多，一般是先消费后结账。那些为赚钱不择手段的皮条客，可能会只报前者的价格，想把客人先随便糊弄进去，但这很快就会带来纠纷。明明是总额需要两万日元的店，带客的却只提及入浴费为五千日元。当嫖客接受完服务打算离开时，突然要多收一万五千日元，客人当然会发火：“根本没听说还有别的费用啊！”这种争吵有过几次之后，店里自然不再愿意与这个拉客的继续合作。

　　还有一点就是我的善后工作从不怠慢。当客人与店里发生矛盾、纠纷时，尤其是外国客人无法用日语与店家沟通的情况下，店里会立即拨打我的BP机，后来是手机。一接到电话，我会飞奔到店里，在他们之间做调停和翻译。这些努力做多了，店家和我之间会建立起信赖的关系。这种信赖关系，才是我干这行生存的基础。

　　除了提供色情服务的店铺以外，还有一些出售黄色录像、书刊的书店和成人性用品商店也与我有回扣契约关系。这种店，就更不能仅仅只把客人带进门就算完事，我与客人们一起进店，用普通话或广东话向他们详细介绍商品的性能，在与店方讨价还价时为他们充当翻译。当然，客人如果不买东西，我是拿不到回扣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我还是一个商品导购员。

　　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位五十来岁的香港客人，这位老兄大腹便便，两只手的十根手指恨不得全都戴上金灿灿的戒指，手腕和脖子上还套着粗粗的金链子。我看见他在一家性用品商店的门前转悠，立即走上前去，用广东话说：“老板，要不要进去看看？”

　　他登时眉开眼笑：“你是香港人？”

　　“不是啦。我只是会讲广东话。”我老实交代，“去看看？我给你翻译。”

　　他兴致勃勃地和我进了店门，转了一圈，指着“南极二号”问：

　　“这个扁娃娃是个什么玩意？”

　　“它跟气球的原理是一样的。打开这个空气阀门，它就会膨胀成一个大小和真人差不多的玩具人。然后，请注意下面这个孔，是什么东西马上就会明白。请把手指放进去试试看，怎么样，感觉如何？是不是很好？”

　　我这样给他介绍着“玩具娃娃”，这个香港人捧腹大笑：

　　“噢！原来是这东西。比我老婆要强一百倍。买了！”

　　一桩生意就这么做成了。像这样的小商店给我的回扣是商品价格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客人买一万元的商品的话，我拿的回扣就是一千日元。

　　我的经营活动需要的不只是这些，还得辅以自我宣传。比方说我的名片。我独自做导游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印名片，而且第一次就印了五千张。在名片上面，我印上了自己的照片、富士山的画面、BP机号码。到了1993年，手机一开始上市，虽然价钱很贵，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一个，将号码也增加上去。为什么印上自己的照片呢？这样可能会让对方感到安心，这是建立信用的根本。至于印上富士山，对于外国游客来说更是理所应当。富士山在中国人眼里，无疑是最具有日本象征意义的风景，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连NHK拍的连续剧都不会忘记，在描写70年代末中国代表团来日本参观合影的往事时，要以富士山做背景。所以，我的名片也充分显示出了日本的特色。

　　发名片的对象当然也是各国华人。第一年每次五千张，我就增印了两次。也就是说，一年之内，我给一万五千人发过名片。

　　每逢东京召开国际性的展销会或是举办大型商贸会议，就会有大量的华语圈的或其他地区的人踏入歌舞伎町。他们都是我的好主顾。

　　“你好！从台湾来的吧？吃饭了吗？”

　　“先生，有什么需要吗？要不要看‘秀’或是‘喝花酒’？”

　　“知道日本的成年人玩具吧？带回去可是件不错的礼物。”

　　不管“商谈”是否成功，会不会被拒绝，我都无一例外地献上我的名片。有很多人当时虽然转身走了，可是随后却会打来类似于这样的电话：

　　“喂，你是李先生吗？那天在歌舞伎町，你给过我名片。当时因为有女同事在场，所以不好说。其实我很想去看看脱衣舞，今天能给介绍介绍或带我去吗？”

第五章 就此分飞(3)

经过这样的努力，我的生意越做越兴旺。我的客人也不限于普通人，有时候会遇到一些著名人士。我带过香港警务署的高层人物去看脱衣舞，而以私人身份来日本的台湾当局官员在我介绍给他一家中国内地人开的酒店后非常高兴。像这些不平凡的客人，给的小费也会多得让人吃惊。

　　给我印象最深的名人还是国内某知名大导演。




　　我原本就喜欢看电影，来日本后，这位大导演的电影一部不落。当他出现在歌舞伎町的大街上时，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XX导演，我是你的崇拜者，能给签个名吗？”

　　我兴奋地上前打招呼。他表现得很随和，一点也没有架子，在我的名片反面签了名。这张名片我一直当宝贝珍藏着。

　　他对我这个在异国他乡做着一种“另类”工作的年轻人似乎很感兴趣，他提了许多问题。

　　“你是从国内来的？”

　　“老家是哪的？”

　　“你在这儿干吗呢？”

　　“做什么工作？”

　　能跟他说话让我受宠若惊，这是我唯一一次主动免费做“导游”。

　　“我在日本的服装设计学校留学，晚上在歌舞伎町做点为人民服务的事，挣点学费和生活费。您想去哪里？这里我熟极了，哪儿我都能带你去。”

　　他提出想去脱衣舞场看看。与其说是因为男人的欲望，我想不如说是他作为导演的体验生活和受到“探究心”的驱使。他对日本这个邻邦的风俗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此后，他几次来日，每回我都会给他介绍各种各样的地方。我们去过男同性恋俱乐部、人妖酒店、SM咖啡店等处。他每次都认真地仔细观察着一切，最后笑着和我道别：

　　“小李！谢谢你！又让我长了次见识。多保重啊！”

　　我还有过国家元首级别的客人。那是在1989年昭和天皇驾崩之时，某国国王在十几名耳朵上戴着耳机的保镖簇拥下出现在歌舞伎町。

　　我用蹩脚的英语向其中一个保镖试着搭腔：

　　“要不要看现场表演？”

　　“什么表演？”

　　“脱衣舞表演。”

　　全身肌肉、穿着黑色西服的保镖站住了，他问：

　　“哪儿？”

　　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还是把他们带到了“T”脱衣舞场。

　　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直到第二天看电视新闻，才知道他们是某一小国的国王和他的保镖们。

　　这类小故事实在太多了，讲都讲不完。

　　然而，在这一段忙碌的工作中，我突然听到了好友陈海波遇害的消息。

　　案件的发生是突如其来的。

　　这天快中午了，我还在家里睡觉，迷迷糊糊中听到有人敲门。我一摸身边，爱梅已经不在，肯定又出去逛商场了。因为她自己有钥匙，所以不会是她。那么，门外一定是那些推销商品或宣传宗教的家伙，真是讨厌的骚扰。我没理会，但敲门声继续着。也许是爱梅忘了带钥匙？我嘴里嘟囔着，只好起身去开门。

　　门一开，我登时愣了。外面是两个西装革履的男子，朝我欠身致意，一个胖胖的掏出证件，说：“不好意思，打搅你了。我们是警察。”

　　警察？这还是我第一次和日本警察面对面地打交道。我的心里一慌，脑海里闪过的是我没犯什么罪啊，难道在歌舞伎町拉客是违法的？我尽力使自己镇定：“你好。有什么事情？”

　　胖警察说：“我们可以进来么？”

　　看起来这么客气，也许没什么要紧事。我渐渐放下心来，可是家里又小又乱，我有点不好意思：“我们到楼下行么？”两个警察交换了一下目光，胖的说：“好吧。”

　　我回到屋子里换好衣裤，和他们下了楼。胖警察指着旁边的一间咖啡店说：“我们去那里。”我跟着他们走过去，发现他们对我并没有戒备的意思。

　　坐下来后，我要了杯咖啡。胖子说：“李先生，能不能把你的外国人登陆证给我看看。”我说：“没问题。”他接过来端详了一下又还给我：“你和陈海波是同学吧？”他把陈海波的名字用日语读出来，我还没听清：“什么？”

　　瘦警察拿过来一张报纸，胖子递到我面前，指着上面一块用红笔圈起来的文章：“这个，中国留学生，是你的朋友？”我看到了“陈海波”三个字才明白，然后一下子瞥见了文章的标题：《中国留学生被杀》。

　　我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几个星期前他还来过新宿，在街上和我聊了十几分钟，告诉我他搬了家，还买了一辆汽车。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胖警察又说：“我们听学校的老师讲，你和他是不错的朋友。在他留下的通讯簿里，也有你的名字。所以想请你提供一些关于他的情况。”

第五章 就此分飞(4)

我的思绪完全混乱了。认识他也不过一年，现在他已成了亡者。“他是怎么死的？”胖警察指了指报纸。我读了一段，上面的意思是说他在停车场被人用弓箭射中后脑，随后又被捅了十几刀。箭？这简直像武侠小说里的内容。

　　胖警察开始询问我关于陈海波的一些问题，比如平时和谁交往比较多，与我见过几次面等等，我都如实回答，瘦警察则在一旁记录。但当他问起我陈海波平时的收入来源时，我却


以不知道作答。陈海波一直在老虎机赌博店用假卡牟利，可我要是说出来，岂不是出卖朋友？好在那两个警察也没有继续追问。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他们问完了问题，胖警察拿出一个古怪的小夹子和一盒印泥似的东西，让我留下双手的指纹。反正我是清白的。我想也没想就同意了。

　　这时候，一股悲伤忽然涌上了心头，毕竟，陈海波是我在异国结识的朋友。我对胖警察说：“如果找到了杀死他的凶手，请一定告诉我。”他笑了笑：“一定。”然后和瘦子留下了名片，“再想起什么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

　　两个警察走后，我回到家，茫然地坐了一会儿，然后我想到了范勇，便下楼给他打电话。

　　“警察也找过你？”看来警察在此之前已经和他谈过了。范勇说案子发生在前天深夜一点多钟，地点在陈海波刚搬去不久的新住处的地下一层停车场。当时陈海波好像从车里出来往楼梯走去，箭就射进了他的后脑，但这并不是致命伤，凶手随后上来对他刺了十几刀。范勇昨天下午被带到了警察局，做了很长时间的调查，他甚至讲了和陈海波一起打假卡的事。

　　“海波最近得罪什么人了？谁和他有仇？”我问。

　　范勇在那边回答：“我也不清楚。他搬走后我们就不在一起了，我前一段去了大阪那边。”

　　“接下来你怎么打算？”

　　他的语气听起来很颓丧：“还能怎样？这行不能干了。我想开个饭店什么的。现在还不能回国，否则好像和我有关似的。”

　　此后我一直等着那两个警察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案件被破获的消息，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过去了，依旧没有消息。我和范勇见过面，他的说法是一个中国人被杀，日本警察是不会认真破案的。

　　接下来，一件更让我焦头烂额的事情发生了。

　　1989年3月的一天，深夜一点多钟，我和苇子在剧院广场最西边的电影院门口会合，然后到位于西武新宿车站前大街上一家台湾人开的饭店“中国菜馆”去吃饭。

　　导游的工作给我带来的收入月月倍增，但在那之前，那些看起来装修豪华的中国料理店，我是根本不会光顾的。我在外面吃的，还只限于在一家店面很小的“后乐面馆”站着吃上一碗加肉拉面，或是去那些便宜的套餐店，不顾周围瞥过来的眼光，掏出从中国带来的豆腐乳和在饭菜里一起吃下去。

　　说起那家“后乐面馆”，与我着实有些缘分。我在歌舞伎町给过往行人发放相亲俱乐部的广告纸巾时，就知道这家最便宜的面店，每天都在这儿吃饭。吃的并不是客人常叫的荞麦面和日本面条，而是加肉拉面。至今，我依然觉得还是这家的加肉拉面是歌舞伎町味道最好的。理由是这种拉面的味道和我小时候母亲为我做的拉面的味道非常像。现在的我已经是四十四岁的人了，当年，我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困难生活，那时孩子们是很难尝到点可口的饮食的。每当我在这家店吃拉面，就不由自主地思念故乡，思念我那过世多年的母亲。

　　不过，当我导游的工作蒸蒸日上，钱也多了之后，我就不再那么“寒酸”了。我每日自由出入于歌舞伎町的各大中国和日本饭店，尽情品尝不同特色的饮食。民以食为天嘛，一个人如果有追求美食的欲望，也就会对自己的人生产生动力。

　　在新宿的歌舞伎町到大久保之间，有许多家味道不错的正宗中国饭店。我和苇子去的这间“中国菜馆”就是其中的一个颇有名气的。每次到这家饭馆，我都要点那道“甲鱼药膳汤”。一般的日本人到中国饭馆总是要同样的几道菜，什么青椒肉丝、麻婆豆腐，其实每个饭馆都有自己的拿手好菜，菜的名称和内容也千差万别。苇子在我的介绍之下，也尝试了不少以前没吃过的菜肴。

　　已经临近打烊的时间，店里却还是坐满了客人。

　　我和苇子就像一对夫妇一样，面对面坐在一张小桌前，一边品着美味的甲鱼汤，一边甜言蜜语着。碗里冒出的温热香气撩拨着两个人的情欲。

　　“李！你，真的没有女朋友？”

　　面对她动情的眼睛，我能怎么说呢？“没有！老婆也好，女朋友也好，一个也没有。我可是不喜欢说谎的。”

第五章 就此分飞(5)

“那，在你心目中，我算你什么人呢？”

　　我们的手在桌子底下紧紧握在一起，眉目传情。

　　就是在这个当口。




　　突然，有人抓起桌子上的杯子，将啤酒泼到了我的脸上。

　　我本能地迅速抓起桌子上的啤酒瓶，从座位上弹跳起来。

　　“什么人？”

　　我的面前，是满脸涨得通红的爱梅……

　　后来爱梅说，我辞去“相亲俱乐部”的工作后，是顶替我在街上发纸巾的那个新来的中国留学生向她告的密。 因为同是中国人，我们俩经常站在街上聊天。 说话没有顾忌的我把我和苇子的关系不小心告诉了他。他可能向我的妻子告了密。

　　“你这个王八蛋！刚刚多赚了点钱就开始找女人了！”爱梅气得全身发抖，声调都变了。日本女人在这种时候不知会怎么表现，也许会哭泣，也许会打我一个耳光，也许只是默默地走出去而已。而爱梅可是典型的中国女性，她哪肯善罢甘休。如果当时有一把刀的话，我想说不定早就捅进我的身体里了。

　　她随后把矛头指向了呆住了的苇子：“你这个小日本！这个男人是我的丈夫！你这个混蛋！”她的手掌同时打向了苇子。

　　苇子从震惊中清醒过来，但没躲开那一掌，气愤的她当即反击。两个女人开始打了起来。中日战争爆发了。而我，不过是黄海中一只不知所措的小船。我拼命想分开两个互相撕扯着高声叫骂的女人，但却无济于事。

　　几分钟后，几名店员和客人上前才拉开了她们。

　　苇子拿起自己的大衣，看也没看我一眼就走出门去。我就这样失去了来日本后的第一个“情人”，而我和爱梅的夫妻之间也产生了再也无法修复的裂痕。

　　那一夜，爱梅骂了我一个狗血喷头，而我只有默默承受。我知道的确是我的不对。但是……但是，我当时真的很想问问她：如果是一个被妻子羞辱的男人，在外边找一个可以分享快乐和悲伤的女人，那算不算是一种罪过？！

　　冲突的第二天，我开始担心苇子。对她的担心让我心绪不宁，非常难受。我的所作所为一定是伤到她了，但愿，不会伤她太深。我拨打她的传呼，但她始终没有回话，我只好留言向她道歉，她仍旧没有回音。在那条街上，她的身影也仿佛消失了。我独自一人走在曾经与她共同走过的街道上，看着头顶的霓虹灯闪烁，回味起和她在一起的许多记忆，我告诉自己：也许，她是真的喜欢我……

　　爱梅那时正怀着身孕，离孩子出生的时刻越来越近。尽管如此，我们的关系依然日渐恶化，事态愈加严重。到最后，我们两个人之间吵架成了家常便饭，而且还勾心斗角、相互监视、相互提防，已经没有什么残存的感情了。

　　我也开始雇了个“侦探”监视她的行动。所谓“侦探”，也就是那个向爱梅打小报告的家伙。我只要稍微给他一点好处，他就马上变成了我的耳目。在胎儿成长到六个月之前，怀着身孕的爱梅外表根本看不出身材的多大变化，她仍然在那家“相亲俱乐部”做着她的那份充当“诱饵”的工作，一些色迷迷的男人的影子也在她的周围忽明忽暗的逡巡着。爱梅生了孩子之后，我才得知，爱梅一直跟一个银行职员勾搭在一起。

　　在这样煞费心机的日子当中，我迎来了“东京流行时装学院”的开学典礼。

　　4月，我在位于新宿希尔顿饭店召开的开学典礼上，作为“留学生代表”上台发言。这可是一项殊荣，我请过去打工时认识的一位专修大学的日本学生吃了一顿饭，让他帮我拟了一份日语发言稿，然后背得滚瓜烂熟。当天上台发言时，我做出一副现场发挥的样子，结果非常成功。作为“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我感到自己立即被老师们寄予了厚望。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副校长亲自上前紧紧握住我的双手，鼓励我好好学习。

　　不管工作和家庭遇到多大难题，我都竭力出勤，不耽误听课。“东京流行时装学院”的教学制度极其严格，迟到三次就算一次旷课，出勤率达不到百分之八十五的话，就不能升级。我在上学的四年当中，出勤率一直保持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虽然最后没有得到全勤奖，但还是连续两年都得到了“精勤奖”，奖杯至今还被我精心收藏着。

　　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五点上课，晚上七点开始到第二天凌晨在歌舞伎町打工。这种不寻常的紧张生活，尽管劳累，但令人难忘。

　　爱梅的肚子越来越大了。我当时还不知道她有外遇，所以也更加高兴，因为我与前妻一直没有生过孩子，现在爱梅终于要为我生一个孩子了。所以，我尽量忍受着爱梅越来越大的脾气，闲下来的时候，带她到韩国去玩，偶尔也去日本的温泉疗养。可是，爱梅有一天突然跟我说：“小牧，我看我还是把孩子打掉算了。”

第五章 就此分飞(6)

“为什么？”我着急起来。

　　“反正我们的感情都这样了。你说我们有必要吗？”她冷冷地说。

　　我差点跪下来求她了：“我以后会对你好的。我保证！只要你为我生个孩子，一定！”




　　为了表示我对爱梅的歉意，也为了改善我们的关系，我几乎每天都带她去逛公园。1989年10月的时候，为了迎接即将出生的孩子，我们把家搬到了新宿区下落合的哲学堂公园附近，这样，我们就可以天天就近去公园散步了。还记得1990年初春的时候，爱梅就要临盆了，我带她到公园里看樱花，如雪一般的花瓣缀满了枝梢，清风吹过，飞飞扬扬的，如梦幻一般，我对爱梅说：“等你生了孩子，我们一家三口天天都来这里，看樱花的盛开，看樱花的飘落，我会让你跟孩子幸福快乐一辈子的。”

　　1990年3月28日，爱梅生了一个男孩。我见到儿子，欢喜得嘴都合不上了。爱梅把丈母娘和她的哥哥、表弟一起办到日本，照顾她和孩子，我身上的负担一下子加重了，家庭的开销也立刻增加了好多。丈母娘来后不久，妻子马上又回到那个“相亲俱乐部”打工，她骗自己的母亲说在饭店做服务员。昏了头的日子又重新开始了。我无法掩饰愤怒的心情，但看到孩子可爱的睡相时，又什么都能忍下来了。

　　我成了一个身兼数职的男人。“东京流行时装学院”的学生、专为外国人服务的导游、丈夫、父亲。现在回顾当时的情景，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那会儿从哪儿来的那么大的能量和精力？而且最重要的是，自己还有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能逾越过去的自信。

　　当我告诉真武自己有了儿子时，他像自己当了父亲一般高兴。我们在区役所大街上的一家寿司店“野郎寿司”举杯庆祝。

　　他一边往嘴里塞着裹着金枪鱼片的寿司，一边说：

　　“小李！你不是说夫妻关系不好吗？该干的时候还是毫不含糊啊！孩子长得像谁？”

　　经他一说，我突然发现自己还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拍着自己喝多了酒精的脑袋，想回忆儿子长得什么样，但却想不清楚。眼睛好像是细长的，耳朵是小小圆圆的，鼻子嘛……我突然愣住了。而且，我的脑海里又晃过了爱梅有外遇这件事。

　　“哎！这么一说，跟我长得可一点都不像啊！”

　　第二天早上回到家，我一遍又一遍仔细地盯着孩子的脸。

　　“确实不像我！”

　　眼睛倒是很像爱梅。爱梅过去的眼睛就是这种细长的丹凤眼，可现在却拉出了大大的双眼皮。到日本之后，她改变的不仅仅只是对我的态度问题。这一年当中，她的外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单纯只是热衷于浓妆艳抹，她做过几次整形手术。原本细长的单眼皮，现在变成了漫画里的美女那样的大眼睛。原来从正面能看见两个鼻孔的鼻子，早已变得没有人能认出来。除了脸，她那对让男人盯住了就不再愿意离开眼睛的E罩杯巨乳，实际上里面注了什么硅胶。她在整形和美容化妆品上花的钱，在中国都能买套不错的房子了。

　　妻子什么都变了。她不再是我在中国时认识的那个天真的女孩子，也不再是刚结婚时那个言行中流露着甜蜜温柔的妻子。

　　我有些恼恨地问她：“你不觉得这孩子没有一点像我的地方吗？”

　　“不会吧？”

　　“可是确实不像啊！”

　　“你想说什么？什么意思？是不是想说不是你的孩子？”

　　我用话套她：

　　“我知道你跟个小职员在一起混。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和那个男人的？”

　　我发现爱梅的脸色在瞬间起了变化。

　　“你有什么权力说别人？你跟那个日本女人的事我还来不及跟你算账呢！你给我收敛着点儿！”

　　我再也忍耐不住了，叫了起来：

　　“是你先开始的！你这个婊子！”

　　“你居然对自己的老婆能骂这种话？别以为我还会原谅你。没错！我有个日本男人。那又怎么样？你这个丢留学生脸的拉皮条的，就凭你的本事，在这异国他乡能养活我过上好日子么？要是不来日本，我何至于跑去做什么诱饵？这不都是你造的孽？想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告诉你吧！连我都不知道。”

　　来日本后我第一次哭了。全身震颤，强忍着声音，我蹲在墙角，抽泣起来。

　　孩子生下来三个月后，我和爱梅分居了。她不知在哪儿重新租了房子，带着她母亲和孩子，头也不回地走了。最终，孩子交给她的母亲，带回了中国。

　　在那以后，我和她在离婚问题上不知吵了多少次。我想，我真不应该当初介绍她到“相亲俱乐部”打那份“诱饵”的工。没有多长时间，爱梅就被泡沫经济时代日本有钱人的做派迷惑住了。说到底，我只是个没有钱没有地位的穷留学生，靠当引路人能挣几个钱？而她心里巴不得尽早和我离婚，找个日本人结婚。到时候签证也有了，好日子也不愁了。想要钱，却又不想劳累，还想过好日子，想永远待在生活环境优越的日本。她一定是这样想的。

第五章 就此分飞(7)

1990年10月，我们正式离了婚。我的第一次婚姻维持了四年，这一次也正好满四年。人家说婚姻有所谓的“七年之痒”，我却过不了四年这道门槛。我还是挂念着那个孩子，于是在离婚之前，我提出了要做DNA亲子鉴定的要求，但却被爱梅拒绝了。从那以后，我在日本没见过孩子和爱梅。她不在那家“相亲俱乐部”打工了。我不知她和那个日本男人之间的结果是怎么样，我知道，她后来回了深圳，住到了我们两在一起时的房产。近来，我又设法找过她和孩子，但是她卖掉了以前的房子，不知现在何处。无论如何，我愿意祝福她。毕竟，她曾经是我的妻子，我的爱人，我生命中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